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是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是促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走什么路和怎么走的根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关键节点，而遵义会议则是用实际行动答复湘江战役之问的关键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这两件关乎中央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蒋介石很快判明了红军前往湘西的行军意图，调集中央军和湘、桂、粤军近26个师30万兵力，在湘江以东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凭借优势兵力、精良装备和湘江天堑，一举全歼红军。而此时主宰红军命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李德，却依旧机械命令红军继续按既定目标行军。于是，一场事关红军前途命运的生死大决杀在湘江边展开了。从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为了守住通往湘江的通道和渡口，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左右开弓，前阻后突，展开三大阻击战，浴血鏖战五昼夜，以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

打响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第一枪的是新圩阻击战。从11月27日至30日，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为完成军团首长“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至4天”的命令，率领红十四团、红十五团和军委炮兵营顽强阻击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桂军7个团。战斗异常激烈，师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甚至警卫、通信员都投入战斗。经过浴血奋战，至30日，红五师奉命转移，而后续接防的红六师第十八团以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都遭敌军分割包围，整建制损失。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因伤重被俘，在押送途中毅然断肠明志，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从11月28日至12月1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共6个团全力阻击湘军3个师的猛攻。面对在炮火和空军支援下轮番进攻的敌军，红军英勇拼杀。红四团团长耿飚危急时刻用马刀与敌人搏斗，身负重伤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誓死不当俘虏，在敌人冲上阵地时夺枪自戕。虽然红军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处于敌强我弱状态，伤亡惨重，但仍誓死阻击，坚守最后的阵地。

当脚山铺战场上激战正酣之时，11月29日晚，光华铺阻击战在沉沉夜色中猛烈打响。30日晚，从新圩阻击战撤下来的红五师部队赶来增援，与红四师共同守护界首渡口。

12月1日，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敌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各个阵地冲来，生死存亡在此一举！面对严重敌情，苏区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于凌晨3点半，以罕见的联名给所有阻击部队发出电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全体指战员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为了完成掩护党中央和其他部队抢渡湘江的任务，红军指战员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与敌展开生死大搏杀。终于在12月1日下午，所有部队从界首、凤凰嘴、大坪、屏山4个渡口突破了湘江。

湘江战役中，全体红军将士以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实现了中革军委的战略目标，为中国革命打开了通往更大胜利的大门，但也因为战略方向的错误等诸多因素，使得中央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的江面飘满密密麻麻的红军烈士尸体，以至于当地流传出“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民谣。

位于广西全州县境内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馆（张友豪 摄）

湘江一战，“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几乎使红军濒临绝境，令全军上下痛心不已、反思不已。渡过湘江后，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高层领导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一路行军，一路争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会失败？湘江战役为何损失如此惨重？北上湘西的行军路线到底对不对？怎样才能改变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争论从老山界一直持续到黎平。通过反思，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觉悟逐渐被唤醒，对红军失利的原因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对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产生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发酵后迅猛凸显，要求改变军事路线和领导人的声音也呼之欲出，迫切呼唤一个能带领红军走出困境的新战略方针和领导集体的到来，尽快对走什么路和怎么走作出正确的决定。

湘江战役严重受挫，不仅彻底宣告了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的破产，也驱散了共产国际神圣化的迷雾。湘江战役之后，在摆脱了共产国际遥控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再也不能盲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指挥，中国革命再也不能墨守成规和东施效颦，必须走自己的路。在行军间隙，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讨论研究新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向问题。直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定格在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起点，既有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客观因素，更多的是由于湘江战役损失之惨重、牺牲之巨大，证明了“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引发全党全军改变现状的心情之迫切、呼声之强烈，自觉独立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观因素，才让突破“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驱除共产国际神圣化迷雾的时机到来，促成了遵义会议及时又适时的召开，推动中国革命走向伟大转折。

复核：周运良、蒋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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